怀念“读书会”,组织“读书会”
抗战前在上海、北平、天津、广州等大城市工作过的老同志,都一定记得一九三六年、
一九三七年这些地方读书会活动是很开展的。在一个短短的时间内,这种组织像雨后春笋那
样地发展了起来。这种现象有它的时代背景:一九三五年“一二·九”运动的爆发,一下子
打破了国民党统治区使人窒息的政治空气,很多原先还在埋头读书或者只顾谋生的青年,看
到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,积极地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。他们迫切要求用对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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怀念“读书会”,组织“读书会”
抗战前在上海、北平、天津、广州等大城市工作过的老同志,都一定记得一九三六年、
一九三七年这些地方读书会活动是很开展的。在一个短短的时间内,这种组织像雨后春笋那
样地发展了起来。这种现象有它的时代背景:一九三五年“一二·九”运动的爆发,一下子
打破了国民党统治区使人窒息的政治空气,很多原先还在埋头读书或者只顾谋生的青年,看
到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,积极地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。他们迫切要求用对
社会的科学知识武装自己。为适应广大青年的这种要求,党领导下的出版机构和进步的“文
化人”,写了不少文章,翻译了、写了不少书,办起了不少刊物,来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
革命真理。同时许多革命组织又通过读书会的形式把青年组织起来读这些书刊。一本书,一
本杂志,大家在一起议论,认识就比较深刻了。如果没有这样的组织,出版的这些书刊的作
用是不会发挥得那么充分的。那两年的实践表明,“读书会”是集体学习的一个好形式。
当时,大多数的读书会是由各式各样青年团体组织成立的。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各地方队
部、各地的学联、各种职业青年组织等等都进行了这样的活动。参加读书会的人,是自愿的,
是自由结合的。读什么,怎么读,也是参加者按照自己的愿望决定的。因此学习的效果比较
好。许多同志回忆自己青年时期在那样的读书会里受到了启蒙的教育,也在那样的读书会结
识了许多朋友,以及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战斗的友谊。还有些组织,名义上并不叫读
书会,实际上也是组织起来读书。一九三六年夏天,我在上海参加艾思奇等同志发起组织的
“自然科学研究会”,它的成员大约二十多人,现在记得清楚的还有章汉夫、廖庶谦、孙克定、
陈<SPS=0841>如、李光、钱保功等同志。这个研究会主要活动也是读书。我们就曾选了一本
苏联果林斯基写的《自然科学新论》,在法租界震旦中学的教室里一连开过几次会学习。
在抗日战争期间,延安并没有组织象上海、北平等城市青年们的读书会,但是有好几个
单位,采用定期开会读书的办法进行干部学习。我认为也可以把这样的会称之为读书会。我
参加过一个陈云同志亲自主持的读书的会。参加这个会的人不多,只有十几个。在中组部的
一个窑洞里,每星期开一次会。参加会的人除中组部的同志外,也有少数外单位的人。一九
四○年我在这个组里读完了一本艾思奇、吴亮平合写的《唯物史观》。每次开会时,先是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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